创立于1931年、曾主导雷曼兄弟与通用汽车破产重组的华尔街律所威嘉（Weil, Gotshal & Manges），在经历核心合伙人密集流失、合并谈判破裂以及管理层交接停滞后，于美东时间10月28日向合伙人宣布计划启动有序解散（Orderly Wind-down）程序。

威嘉管理委员会在声明中确认，经审视战略替代方案后，管理委员会已向合伙人会议建议对律所实施有序清盘，全体合伙人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投票表决。在未来几个月的清算过渡期内，律所将继续推进现有客户委托事项，并为内部员工提供过渡支持。

这一决定标志着这家拥有95年历史的律所即将退场。2025年，威嘉总营收超过20亿美元（约20.2亿至21亿美元），位列全美律所前30强，权益合伙人平均利润（PEP）约为540万美元。以营收规模与约1,200名律师的体量计算，威嘉的解散将超越2012年杜威路博（Dewey & LeBoeuf，当时拥有逾1,300名律师）的破产案，成为现代大型律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机构解体事件。

逾40名合伙人离职引发连锁反应

威嘉的运营危机在今年夏季至秋季呈加速态势。2026年以来，该所累计流失超过40名合伙人。据知情人士估算，离职潮直接带走了至少5亿美元的年创收，占该所去年总营收的四分之一左右。

今年夏天，威嘉多名私募股权业务合伙人率先转投宝维斯（Paul, Weiss）和盛信（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其中包括加盟宝维斯的私募股权合伙人Christopher Machera。9月，威嘉公司业务部主席、知名并购律师Michael Aiello宣布携5名并购合伙人集体加盟Cravath, Swaine & Moore。Aiello本人曾于2007年因老东家Dewey Ballantine陷入合并危机而重返威嘉；今年9月他宣布离开时，威嘉曾在声明中称其去了一个“更小的平台”，但仅七周后，威嘉自身便走到了清盘边缘。

伦敦办公室同样出现剧烈震荡。伦敦资深并购合伙人Murray Cox、前伦敦办公室联席主管David Avery-Gee相继转投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 & Cromwell），融资业务主管Tom Richards也确定离职。此外，今年早些时候刚从Cravath回归威嘉担任美国私募股权业务联席主管的Peter Feist，在履新仅一个月后即遭遇律所解散。

律所管理咨询机构Zeughauser Group顾问Kent Zimmermann指出，当前顶级律所为争夺核心创收合伙人，开出的年薪包已突破2,500万美元。威嘉约540万美元的PEP虽处于市场高位，但仅为凯易（Kirkland & Ellis）及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逾1,000万美元均值的约一半。长期担任威嘉执行合伙人的Barry Wolf曾在播客中将律所比作“大家庭”，强调以内部忠诚度留人，并经常以离职合伙人回归作为文化凝聚力的证明，但这一模式在竞争对手激进的薪酬挖角面前未能守住防线。

交接班受阻，与威凯合并谈判破裂

领导层更迭的失序直接加剧了合伙人团队的信心流失。自2024年底威嘉释放寻找Barry Wolf继任者的信号以来，该所管理委员会已有至少7名成员离职或计划离职。

今年9月，威嘉曾公开否认正在与任何律所进行合并谈判，并在9月16日任命Kyle Krpata和Michael Lubowitz担任公司部联席主席以稳定军心。但随着合伙人加速出走，威嘉在10月与Willkie Farr & Gallagher签署保密协议并展开合并磋商，部分威嘉高层合伙人试图在内部争取支持以促成交易。然而，该合并谈判于上周（10月23日前后）正式破裂。

紧随其后，原定于2027年1月接替Barry Wolf出任执行合伙人的Ramona Nee在上周末决定放弃接任，市场传出其正与盛信接洽转会事宜。接班人的退出加上合并方案流产，在律所内部引发了类似“银行挤兑”的恐慌。本周二，至少一名业务部门主管已私下通知低年级律师在在职期间尽快寻找外部工作机会。

聘请达维主导清算，全球员工获90天薪资保障

作为现代美国破产法业务的开创者之一，威嘉曾主导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以及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重整案（威嘉在雷曼一案中的累计账单收入据估高达7.5亿美元）。而在自身的解散程序中，威嘉聘请了达维（Davis Polk & Wardwell）负债管理与特殊机会业务负责人Brian Resnick担任重组与清算顾问。

知情人士透露，威嘉目前的资产负债表上并无银行债务，律所顾问团队的目标是实现“有偿付能力的有序解散（Solvent Wind-down）”，以避免进入正式的破产程序。耶鲁大学法学院专门研究律所倒闭机制的教授John Morley分析称，一旦律所终局不可避免，迅速启动解散程序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合伙人面临的连带责任，同时避免破产管理人对合伙人已获分配利润发起追索（Clawback）。

在资产清偿顺位上，有担保债权人及办公楼宇业主的租约赔付将享有优先权（威嘉总部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通用汽车大厦）。行业专家指出，清算顾问必须向债权人确保，在债务与租约妥善解决前，任何合伙人不得撤回出资或获取清算后分配，合伙人拿回自有资本金的过程将十分漫长。

人员安置方面，本周三纽约总部的线上全员会议由Barry Wolf主讲，全程未开放提问环节。据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全球律师及行政支持团队已获通知将获得为期90天的薪资与福利保障；若留任至年底常规发薪节点，仍具备领取年终奖金的资格。在拥有约45名合伙人、200名律师及120余名行政人员的伦敦办公室，员工被告知清算预计将于12月31日完成。据威嘉内部行政人员透露，除约1,200名律师外，全球还有逾千名行政、法务秘书与IT支持人员受到直接冲击。目前，威尔逊·桑西尼（Wilson Sonsini）、盛信、A&O Shearman及诺顿罗氏（Norton Rose Fulbright）等律所的招聘人员与律师已公开向受影响的威嘉员工及法学院录用生开放简历投递通道。

就在解散消息公布的当天，威嘉的诉讼团队仍在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出庭，代表生鲜连锁企业克罗格（Kroger Co.）应对艾伯森（Albertsons Cos.）就246亿美元合并失败提起的诉讼，刚刚跳槽Cravath的前并购主管Aiello也作为当初的交易主谈律师出庭作证。

行业反思合伙制脆弱性，明星合伙人议价权再升级

区别于2012年Dewey & LeBoeuf因沉重债务、激进保底薪酬协议以及管理层伪造账目引发的破产与刑事追责，威嘉在无财务造假丑闻、无银行负债、无宏观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迅速解体，引发了美国法律界对现代大型律所商业模式脆弱性的集中审视。

在Reddit的数千条从业者讨论中，多位大所合伙人与高年级律师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治理症结进行了剖析：

客户资源高度集中与“小金字塔”依附结构：多位大型律所合伙人指出，许多律所内部表面上拥有数百名合伙人，但实际业务往往高度依附于少数顶尖创收合伙人（Boss Rainmakers）。在这些核心人物之下，是由若干协助承揽与推进交易的二级合伙人（被业内戏称为“小头目/Capos”）以及纯执行层的授薪合伙人（Non-Equity Partners）构成的“小型金字塔”。多达70%至90%的合伙人缺乏独立支撑其薪酬水平的客户账本（Book of Business），一旦顶层的核心创收合伙人离开，整套二级团队与客户收入便会随之成建制迁徙。

职业道德规则带来的结构性脆弱：法律界人士指出，美国律师职业道德规则普遍禁止对律师设置竞业限制（Non-competes）及客户招揽限制，旨在保障客户自由选择法律顾问的权利。但这一制度设计使得律所的核心资产（客户关系与账单收入）具备极强的可携带性。与资产沉淀在设施、专利或长期合同中的传统跨国企业不同，一家创收20亿美元的律所只要有数名核心创收合伙人走出大门，就可能瞬间触发全所层面的“挤兑”崩盘。这一事件也让部分从业者对近期私募股权资本（PE）试图投资收购律所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接班人共识缺失与薪酬挤压：针对管理层交接，业内评论认为，大型律所的领导层换届不同于普通企业选拔CEO；企业落选高管离职不会直接带走公司营收，而律所的合伙人若在交接班博弈中失去内部话语权或对收入预期产生怀疑，便会直接携客户账本离场。同时，也有年轻律师与授薪合伙人批评称，当前部分大型律所一边统一压制初级律师薪资标准、扩大非权益合伙人层级以拉长股权晋升周期，一边又在顶尖合伙人争夺战中无底线抬价，导致律所整体抗风险能力下降。多名观察人士预计，威嘉的案例将进一步推高华尔街核心创收合伙人在薪酬谈判中的筹码。

撤出京沪后香港单点留守，解散前夕仍在扩招

在亚太地区的具体布局上，威嘉于2023年关闭了北京办公室，随后于2024年关闭了上海办公室，仅留下香港作为其在亚洲唯一的据点。上海办公室关闭时仅剩井友伟（Charles Ching）一名合伙人及五名律师（井友伟已于2026年加入DLA Piper）。尽管业务版图大幅缩减，但威嘉在亚洲近期仍试图重建：今年2月，它迎回了从Kirkland & Ellis回归的私募股权合伙人 于鹏Peng Yu；而在宣布清盘前的几周内，香港办公室刚刚引入了前 Skadden 北京办公室负责人杜枢（Shu Du），计划在香港建立亚洲资本市场业务。

然而，这些雄心勃勃的区域投资与扩张计划，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式展开，就被数千英里外总部爆发的危机彻底淹没了。

熟悉该所区域业务的律师此前曾表达过长期以来的挫败感，即亚洲在全球合伙人体系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对于威嘉在香港的11名律师（包括5名合伙人）及团队而言，总所突然做出的清盘决定无异于一记严酷的警钟，让他们看清了区域办公室在数千英里外、自己几乎无法掌控的总部决策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威嘉的消亡是迄今为止最鲜明的提醒：一家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律所，未必就是一个强大的机构。